苏州大学青年教师后期资助项目

黑幕揭发销声匿迹

黑幕揭发运动刚刚兴起时,全国大部分民众站在记者和杂志一边,大企业与政客们有些无可奈何。然而运动发展中期后,读者们对黑幕揭发的热情逐渐减退,按斯蒂芬斯的话说就是“人们会厌倦揭露,转而寻求更乐观的前景”。攻击政治腐败和托拉斯的黑幕揭发运动,在当时被很多人看成是社会主义者的革命,引发了总统罗斯福的斥责,他认为运动可能会激化阶级矛盾。不过也正是基于此,美国在这一时期通过一系列法案,政府更加透明公开,大企业权力得到遏制,关乎公众利益的各项法令出台,此时,大部分人认为黑幕揭发运动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

大企业通过威胁、贿赂、进行公关活动,很好地扭转了对自己不利的舆论,加上记者们害怕被以“诽谤”罪名而起诉,大部分杂志编辑与记者矛盾尖锐。运动后期,大企业已经博得了公众同情与信赖。而又因为黑幕揭发运动的后继者们盲目追求惊悚和恐怖的现场描写,使大众感到不悦。后来,记者们攻击三一教会所修建的公寓建筑质量不合格,舆论的天平第一次没有倒向记者们,人们质疑黑幕揭发的动机,后来的记者们再也没能达到《麦克卢尔》杂志早期调查报道的水平,反而出品了很多拙劣、重复的调查报道,使人们最终厌恶。

大企业的软硬兼施、诽谤罪名对记者的威胁、读者们兴趣的丧失,都在一点一点损耗着黑幕揭发运动的活力,直到一战爆发给运动带来沉重一击。不过与其说是战争吸引走人们的注意力,不如说记者们已经不想再做黑幕揭发,主动去欧洲做战地报道。举国上下陷入了讨论战争赢家、美国是否参战的巨大热情中,已经没人在意国内的种种社会问题,黑幕揭发运动就此沉寂。

黑幕揭发运动不是因一战而结束,而是运动在活力不断减少下以一战为名,彻底转移。运动没有带来记者们希望的“美国社会结构性改进”,不过那些以一己之力抗衡工业巨头们的最早的调查报道,的确促进美国反垄断与公众医疗卫生等利益的立法,记者们可以自豪地回顾这一时期。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较原文略有删改

本文分析了美国进步主义时代广告业的职业化过程及其与报刊业之间社会互动关系的重建。这一重建,使得广告业从原先备受怀疑的矛盾角色转变为对报刊的新闻生产与文化追求具有结构性影响的”主人”,黑幕揭发运动的停滞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结构性影响的结果。

公关公司的暗中运作

如果说威胁、恐吓杂志社和记者,体现了大企业的强硬手腕,那么公关公司的运作便是阴柔的权谋之术,使得舆论渐渐向对大企业有利的一方偏转。由于黑幕揭发运动持续的攻击,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担心成为靶子,需要雇佣代理人来帮自己处理复杂的公共关系。这时,《纽约时报》记者艾维·李辞职开办了“宣传顾问事务所”,帮助改善企业与公众的关系。事务所刚一开办便顾客云集,而当时最大的主顾无疑是洛克菲勒。

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一文中揭露了洛克菲勒背信弃义、恶意竞争,给洛克菲勒造成极大困扰

洛克菲勒自从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问世以来,一直是以一个罪犯、强盗的形象与大众对立,文章将洛克菲勒比作劫掠者,称其为了利润冷酷无情、不择手段。洛克菲勒旗下的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的工人们举行罢工,洛克菲勒下令镇压,警卫队悍然开火,11名儿童和2名妇女在棚户区内遇害。为平息工人的罢工怒潮,改变自身的形象,洛克菲勒聘请被后世称为“公共关系之父”的艾维·李为其服务。

艾维·李很快做出反应,并成功地在报纸上刊登文章,辩称这种针对罢工行动的反击,是维护“工业自由”。同时,艾维·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聘请劳资关系专家来核实事故原因并公之于众;请劳工领袖商讨劳资纠纷;编写出洛克菲勒到教堂忏悔,怎样与邻居和睦相处等一系列报道;建议洛克菲勒广泛进行慈善捐赠,创建基金会。中华民国时期北京协和医院正是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而建立的。

1906年无烟煤行业罢工,行业一片混乱,艾维·李安排双方接受记者采访,一改黑幕揭发运动中“一边倒”的舆论倾向;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发生事故,他派专车送记者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诚恳道歉,为死伤者善后。由此,经艾维·李这样的公关公司运作,大企业在舆论上逐渐建立起主动优势。尽管当时很多记者认为这是公关团队欺骗民众的手段,但毫无疑问,公关活动缓和了阶级矛盾与利益冲突,有一定历史功绩,不过也确实弱化了黑幕揭发运动的发展势头。

被称为公共关系之父”的艾维·李 ,他的公关运作为大企业建立了舆论优势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

工业巨头的阴谋

黑幕揭发者们并不是针对一种社会现实去抨击,而是指名道姓地点出那些公司、企业家和政客的名字,通过卧底调查,依靠真凭实据让他们遭受打击和损失。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工业巨头无疑是受攻击最猛烈的,他们的企业遭到全美新闻界的口诛笔伐。不过正如斯蒂芬斯所认为的,工业巨头们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用各种阴谋让这伟大的运动结束。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从源头杜绝这场运动——让黑幕揭发杂志办不下去。

经过印刷机技术的革新,美国报刊在当时已经市场化大众化了,广告收入成为支持杂志运营的主要来源,当时的杂志有一半篇幅都在刊登广告。而当时最大的广告主无疑是这些阻挠运动的大企业们,广告成为要挟杂志的杀手锏。很多杂志编辑无法顶住压力召回了在现场进行调查的记者,然而很多“不听话的杂志”因此损失了大笔的广告佣金——《麦克卢尔》杂志揭发美国人寿保险公司骗保,导致保险业取消了杂志上的广告;贝克揭发铁路公司对肉类加工企业收回扣,触怒肉类工业巨头阿莫尔,阿莫尔直接取消了和杂志6个月的广告合同。还有一类更加“先进”的处理办法,广告主将对大企业歌功颂德的文章制作成广告形式,混淆读者视听,使人们以为这就是一篇调查报道,除印刷不同以外几乎很难发现这是广告。

除此之外,工业巨头们还会从黑幕揭发记者们本身入手,贿赂、威胁比比皆是。《汉普顿》杂志记者查尔斯·拉塞尔在撰写铁路公司垄断运营的文章时,就遭到了新英格兰铁路董事长的责难,声称文章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并列举证据。拉塞尔很惊讶,因为文章还未刊载,很少有人知道内容,不用说,杂志社里有人被收买了。同时,一份杂志股东名单被抄走,股东们被企业家们一一拜访,挑拨离间。同样,《麦克卢尔》杂志声称有公司愿意每年出100万美元让杂志社“封口”,而编辑考虑了这一意见导致记者们要愤然辞职;《年代》杂志主编向读者们表示,因为揭发保险业欺诈,J.P.摩根扬言“要让杂志办不下去”,新闻记者受到威胁、盯梢跟踪,印刷工被恫吓,杂志订户收到警告,而贿赂更是明目张胆地送上来。

本文分析了美国进步主义时代广告业的职业化过程及其与报刊业之间社会互动关系的重建。这一重建,使得广告业从原先备受怀疑的矛盾角色转变为对报刊的新闻生产与文化追求具有结构性影响的”主人”,黑幕揭发运动的停滞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结构性影响的结果。

“揭发者”们的畏惧

1906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将黑幕揭发记者们称为“耙粪者”,说他们从不仰望天空,只注重脚下的黑暗。这个称号记者们欣然接受,不过到了黑幕揭发运动后期记者们开始畏手畏脚了——他们害怕被大企业以“诽谤”的名义起诉。

西奥多·罗斯福称记者为“耙粪者”,认为他们看不到光明只专注于黑暗。记者们欣然接受这一称谓,不过罗斯福的言辞已经为运动定下了调子

澳门新葡萄京集团3522,由于为调动读者感情,黑幕揭发运动早期的作品行文十分煽情,夸张。记者迈克汉姆报道童工现象时曾写道:在古希腊和罗马,主人和奴隶的孩子可以不分血统和财富一起生活,然而我们的“基督教文明”多么不同!170万儿童在工作!他们工作10~14个小时,只为拿到一角钱的工资。这种写作手法很快就能博得读者们的同情,然而也很容易吃官司。加上早期的调查性报道依靠记者“卧底”采访甚至道听途说,材料的真实性大打折扣。拉塞尔曾拿到一篇黑幕揭发报道时说,他放眼望去,全是可能会引起诽谤官司的漏洞。这也是为什么《麦克卢尔》杂志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审核报道。

威廉·艾伦·怀特曾撰文指责纽约州一个参议员贿选,他不理智地进行了人身攻击,议员扬言起诉,怀特吓个半死,四个月内无法从事新闻工作,直到请到著名律师辩护,议员撤诉事情才了结,这是比较幸运的结果。而比较不幸的,贝克在《受审的铁路》一文里道听途说添油加醋地攻击了一位企业家,对方怒而将贝克和《麦克卢尔》杂志告上法庭,法院判杂志方败诉,承担了5.5万美元的高昂费用,这一事件更是直接导致《麦克卢尔》杂志退出黑幕揭发运动。从此,黑幕揭发运动逐渐式微。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