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前此论及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小史》外,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方面,尚有一些就有关专题、文本、断代、人物和范畴等进行具体研究的高水平的论著,如吕思勉《理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28年)、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书智书局,1929年)和《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5年)、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二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絮明书店,1937年)。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38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文凤书店,1944年)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卷,三友书店,1944年、1945年)、郭沫若《十批判书》(重庆群益书社,1945年)、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燕京大学哈佛燕京社,1945年)、贺昌群《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生活书店,1947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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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胡适本人所谓“明变”、“求因”、“评判”与蔡元培所说的“证明的方法”、“平等的眼光”与“系统的研究”等,显系有着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的精神气象与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形式方法的影响。尤其应该指出,胡适系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实用主义重经验事实与效果效用,故尔,胡适研究哲学史,强调要把思想学说的客观的效果、影响和价值作为评判思想学说的标准。这些方法与特色,不仅使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与中国古代《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以及《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国朝学案小识》等思想学术史论著迥然有别,由于它在方法论创新上的自觉与充分,亦使之与此前多少受到西学濡染的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与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等思想史著述区别开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甫一问世,便在当时的中国学界产生震动,两个月内即再版印行,颇有点洛阳纸贵的意味。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意义,择其要者而言之,即是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而其中的不足在于,该书对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订占篇幅较大,而对于哲学家的思想,除名家、墨家部分论述的较为深刻外,其他部分在今天看来讲得则略显疏浅,不够精细。另一大缺憾是,该书上卷在时间断限上止于先秦,他计划中包括中古、近世部分的下卷,虽总是为其萦怀牵挂,但终生未能完成,遂成遗憾。《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近代以来用全新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开创性的著作,但也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对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撰述,胡适虽有开山之功,又有未竟之憾。

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当始自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涉范围只限于先秦,胡适原来计划中的中世哲学、近世哲学部分,终其一生,未克完成。就用近代眼光研究中国哲学史来说,《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部开创性的着作,但又是未完成的作品;胡适虽有开山之功,又有未竟之憾。第一部用近代方法写成的中国哲学通史着作,则是冯友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上始自先秦孔子,下迄于清代经学。上册于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4年商务印书馆一并出版了上、下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后由美国学者卜德译成英文,于195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至今日,该书仍是由中国人撰写的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哲学史着作。此外,冯友兰还有一部英文着作《中国哲学小史》,亦流行于欧美。此书是冯友兰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于1948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该书成于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论着“贞元六书”之后,此“小史”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虽然在篇幅上远逊于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但写得精粹透彻。正如作者在本书“自序”中说:“小史者,非徒巨着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辟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惟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在方法论方面,冯友兰于30年代中期对“释古”方法的阐释,30年代末期关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提法,40年代对“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阐述,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和“普遍性形式”的思想,等等,都独具慧心,颇多创获,推动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近代化转化。当然,无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正如书名所示,研究范围仅限于哲学史,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思想史着述。侯外庐先生等着《中国思想通史》则是第一部中国思想通史着作,也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国思想通史》,凡五卷六册,洋洋260万言,它的撰写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成于60年代初,全书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齐。《中国思想通史》综合论述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就其所关注的学理问题与遵循的科学规范,正如侯外庐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序言”中提出并在《韧的追求》中重申的那样,不外乎如下五点: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与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的关系(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267页)。

《郭店楚墓竹简》对我们准确认识先秦思想史的一些疑难问题意义重大。它提出、解决或接近解决了如下一些思想史问题:其一,早期道家不反对“仁义”。“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儒道两家渊源处即旗帜鲜明、互相攻讦,这似乎成了学人的共识。然而,简本《老子》的出土,则改变了我们这一常识性的观念。如今本《老子》十九章云:“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句话在简本《老子》中则有不同的表述:“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为弃作,民复孝慈。”这里不见了今本《老子》中的“圣”、“仁”、“义”,意义不同寻常。考之简本《老子》,其中确实不含有蔑弃儒家“仁义”的内容,这也许说明,儒道两家最初并非视若水火。其二,以“水”为元素的宇宙模式。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太一生水》,系道家学派的佚文,其中讲:“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似是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同的道家的另一种宇宙演生模式。《太一生水》以“水”为宇宙本源,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水为万物之源”的说法相似,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宇宙观的认知。其三,儒家“五行”指仁、义、礼、智、圣。《荀子·非十二子》说子思、孟子之徒“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此“五行”,唐杨倞注曰:“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20年前,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其中《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有一篇讲“仁、义、礼、智、圣”,篇首残缺,学者名之曰《五行》。20年后,郭店楚墓竹简出土,有一篇与帛书《五行》内容相似的竹书,以“五行”两字开篇,是为书名。简本《五行》的出土,对确定儒家《五行》的内容与了解思孟学派的思想特质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其四,早期儒家也重“情”。郭店楚简中有一篇题为《性自命出》,其曰:“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纳之。”这说明,“情”在早期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汉儒与宋明理学的所谓“性善情恶”倒是“别子为宗”,离竹简代表的原典儒家的真精神相去甚远。

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史领域的奠基者,冯友兰与侯外庐两位先生的学术立场和人生轨迹则颇异其曲。在基本学术观点上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便形成鲜明对照。冯友兰一生经历了满清、民国和新中国的创立和改革开放初期,基本的学术观点和价值倾向屡有变换,今日之“是”总是在否定昨日之“非”。1949年之后他在“土改”、“文革”、“批林批孔”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有言不由衷的表现。尤其是在“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冯氏的所作所为更受到后人的广泛质疑与讥评。对于冯友兰的“道术多变”,蔡仲德先生则更具同情的理解和历史的眼光,他指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轨迹呈一个“之”字形,冯友兰一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和“回归自我”的曲折历程恰与之正相符合。这所谓“冯友兰现象”不是孤立的个案,而具有典型意义,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苦难历程和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曲折历程的缩影。(蔡仲德《“五四”的重估与中国文化的未来》,《东方文化》1996年第3期)就所谓“冯友兰现象”,亦有学者着文指出:批评冯友兰的人大多只看到他多变、善变、逢迎、谗媚的一面;而忽略他也有“见侮不辱”的坚毅和超越。“见侮不辱”是一种“不动心”,也是一种“忘情”,将之理解为“无耻”固可,将之视为“坚毅”,亦未尝不可。我们在论人时,往往过分强调“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而忽略了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所需要的忍耐、坚持与智能。冯友兰过世之前的力作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修史”是中国历朝知识分子对当道迫害的最后反击,也是一种永恒的抗议。(周质平《气节与学术———论冯友兰的道术变迁》,《二十一世纪》2001年8月号,95-101)冯友兰先生生前,在作于1972年的《赠王浩诗》中,曾有“若惊道术多变迁,请向兴亡事里寻”的诗句。这是把社会兴亡与道术变迁作因果关联,多少隐含了自我辩解之意。冯友兰先生的绝笔之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在对“哲学”的“最后定论”中,重提出金岳霖早年在剑桥所谓“哲学是概念的游戏”的说法。如学者所说,他如此“轻薄”自己的生平志业,也可以解释为是为自己当年在思想上的改变作一定的解嘲。“哲学”既然是一种“概念的游戏”,那么冯友兰在“道术”上的几度变迁,也无非只是一种游戏罢了。后人又何需过分认真呢。

当然,应该指出,无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小史》,正如书名所示,都仅限于对思想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史的研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思想通史、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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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集大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确实,天下多故,名士善变;为了苟全,故尔权宜。不过,侯外庐先生则是个为数不多的例外。他一生任凭风云变幻、潮起潮落,总是坚持己见,孜孜以求,从不屈从,从不苟且。他以信仰为生命、为家业,并以之自励自慰。侯外庐晚年曾坦言:他在史学领域跋涉近50年,最感庆幸的,莫过于一生未曾为了“需要”而拔高或贬抑历史人物。(《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125页)侯先生的人生信条几乎只有一个字,就是鲁迅倡导的“韧”。他口述学术自传的书名也由原来的《坎坷的历程》改为《韧的追求》。“文革”初期,侯外庐在一次批斗中突患脑血栓,从此卧榻不起,生存环境也异常险峻。“批林批孔”期间,曾有人来暗示侯外庐:“你出来表个态,你的日子就全变了。”可他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不予理睬。(朱学文《忆外庐先生与》,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1972年中国社会尚在“文革”极左思潮的笼罩下,侯外庐先生辑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一书,书中对他曾经受到猛烈批判的“封建土地国有论”原文照录,一字不改,不作半句检讨。(黄宣民《侯外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侯外庐在学术上的这种坚韧与执拗,不仅使他饱受磨难、历经坎坷,也显得有些另类、不合时宜。正如有学者在概括侯外庐的学术时所说:“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他的学术思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被人们视为不合时宜。20世纪30-40年代,苏俄、日本所谓新史学以及国内新理学、新心学、新国史诸派风行学界,他不合时宜;20世纪50—70年代,他的思想又受到‘左派’理论家的排斥、甚至视为异端,依然是不合时宜;90年代至今,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流行国中,‘消解启蒙心态’的声音仿佛成了主流学术话语,他的思想同样是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不合时宜’,凸显了执着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萧蓵父、许苏民《“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在思想史研究中,侯外庐先生特别重视历史上具有异端或另类色彩的思想家,如:先秦时代的墨家,汉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叶适、陈亮,明代的王艮、何心隐、李贽,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傅山、颜元以及清代的戴震、龚自珍等,重点阐发或重新发掘出来,使之重放异彩。此种价值取向,除反映出作者在科学上的开拓精神外,也是他的民主理念在史学研究中的表现。应该说,这些思想家与侯先生本人的精神气质亦有某种相通之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进人了繁荣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成就与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提要:冯友兰“文革”期间因为“紧跟”而躲过一劫,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焚膏继晷,以惊人的意志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则因其刚烈而惹祸招身,被迫害致残,计划撰写的《中国思想通史补编》和更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终因身染沉疴,遂成遗愿。这“变”与“不变”的利弊得失,谁能说清楚呢?从积极意义上讲,冯先生的“华丽转身”透露出政治高压下读书人的几许灵活、隐忍与无奈,侯先生的“不合时宜”则彰显出某种执着、勇气和力量。

用近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始自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此书于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曾留学美国,接受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他的留美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即是一部有关思想史的论著,着重讨论了先秦墨家与名家的逻辑思想。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是在他的留美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以及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教案的基础上扩展、充实与丰富而成。

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作为某种文化现象,其成因是复杂的。除了各自性格气质的因素外,两人的学术立场与治学理念,个人的身世背景与现实关切点也与之大有干系。显然,“变”与“不变”并不是绝对的评判标准。同时,我们没有理由苛责先辈学者,要求他们都去做道德超人、哲学烈士。我们在强调“修辞立其诚”的同时,更应该积极呼唤和努力营造一个人人能说真话、敢说真话的制度环境与精神氛围。冯友兰“文革”期间因为“紧跟”而躲过一劫,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焚膏继晷,以惊人的意志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则因其刚烈而惹祸招身,被迫害致残,他曾计划撰写约百万字的《中国思想通史补编》和一部更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终因身染沉疴、力不从心,遂成遗愿。这“变”与“不变”的利弊得失,谁能说清楚呢?从积极意义上讲,冯先生的“华丽转身”透露出政治高压下读书人的几许灵活、隐忍与无奈,侯先生的“不合时宜”则彰显出某种执着、勇气和力量。

在上面谈到的哲学史思想史的著述与研究者中,郭沫若、侯外庐、杜国庠和吕振羽等人系作为中国早期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他们较早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来清理与研究中国思想史,披荆斩棘,别树一帜,成就卓绝。而其中当以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和邱汉生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分量最重,成就最大,影响最广。

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古人记学术的,都是平行法,适之先生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一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非,古人划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至4页。)

当然,尽管这一时期政治环境恶劣,但还是有个别哲学思想方面的上乘之作问世,如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
1957年)便是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的玄学研究著作。这里,还应提出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本书在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但初稿完成于1937年,1943年曾在大学印为讲义。该书不同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它不是以哲学家为纲来写,而是以哲学问题为纲,分宇宙论、人生论和认识论等几大部分,下又细分为若干子题目,逐一铺展,条分缕析,论述得清晰精当。此书以其全新的撰述体裁、独特的审视角度与精细的理论爬梳而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此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至1979年)前三卷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版,亦是一部体系完备、论述深刻与影响广泛的中国哲学通史。

引介海外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又一可喜成就是,不少海外学者的重要论著被引进,或介绍,或评说,或翻译,或再版,数量蔚为大观。这类著作,往往方法新,视野广和较少意识形态的限制,这无疑有益于激活大陆学者的思想史研究。

期刊名称: 《中国哲学》复印期号: 2002年05期

其实,在20世纪初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问世前,已有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该书系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但胡适的著作在方法上有革命性的突破,开创了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新门径。

《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脱胎于侯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册,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船山思想开篇,以维新先驱龚自珍勇敢的历史预言结束,论述了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的早期启蒙思想。其中,详尽分析了章太炎具有科学性的成就、重大思想变迁以及复杂的哲学面貌。

澳门新葡萄京集团3522,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革,经济持续高度发展,加之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及地区连创经济奇迹,于是引发了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又一次文化热潮。有人称这次文化热为“儒学热”。据统计,仅90年代上半期国内就出版了儒学研究方面的论著300余部;仅就近年而言,国内报刊发表的有关儒学的文章每年都有500余篇,除了对儒家人物、范畴、命题、思潮的具体研究外,相对宏观的讨论题目有“儒学与人学”、“儒学与实学”、“儒学与宗教”、“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学与人文精神”、“儒学与现代化”及“儒道何为主干说”等等。不同于往常,这次文化热或儒学热已不局限于国内,关于儒学的研讨已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为当今国际文化论坛所关注,无论是褒是贬,是肯定还是排拒,是弘扬还是防范,谁都不能无视儒学的存在。当今国际文化上热门的话题如“后冷战时期”、“亚洲模式”、“亚洲价值”、“全球化”、“文明冲突”、“当代新儒学”、“意识形态终结”、“中国威胁论”,以及“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等等,都与对儒学的认知与探讨有着不同程度或不同角度的关涉。“儒学热”已持续数载,且方兴未艾,热情不衰。可以预言,对儒学的热烈研讨,将成为中国、亚洲甚或世界跨世纪的一大文化景观。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儒学已经与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乃至世界文化的未来格局紧密关联在一起,因此,它成为思想史研究的热门话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五、80年代至90年代:思想史研究的繁荣

《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涉及两汉思想,着重论述儒学的官学化与神学化、正宗思想与异端思想的对立、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对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经今古文之争以及汉末清议。其中指出,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把儒家以道德情操为基础的正名主义加以庸俗化,把阴阳家的五行说加以唯理化,把秦汉王朝更替归结为奉天承运的天道之必然,把专制制度神化为官制象天的、永恒不变的神圣法则;同时,论述了《白虎通德论》统一今古文学异议的学术意义与政治意义;此外,该卷把王充、王符、仲长统等异端思想家首次列入思想史的论述中。

关于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意义,胡适在本书“导言”中明确指出这样三点:“明变”,哲学史的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求因”,哲学史的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这些原因约有三种:一是个人才性不同,二是所处的时势不同,三是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评判”,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哲学史的责任还没有完,学者还要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

研究内容拓宽与深化。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较以前有所突破,研究范围拓宽了,研究内容也深化、细化了。在思想史领域的一些专题、人物、流派、思潮、区域文化和文本著作的研究方面有了长足推进,有相当一批高水平的论著问世。如:有关儒学起源与特质,有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年)等;有关老庄道家研究,有张恒寿《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和《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有关《周易》思想研究,有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和《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金景芳和吕绍纲《周易集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朱伯昆《易学哲学史》(四卷,华夏出版社,1994年)等;有关佛学思想研究,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吕《中国佛教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任继愈《中国佛教史》(计划为八卷,已出两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985年)、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赖永海《中国佛性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郭朋《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中、下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有关道教思想研究,有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至1996年)、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有关玄学思潮研究,有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王葆玹《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年)、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齐鲁书社,1991年)等;有关宋明理学研究,有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和《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下两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7年),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88年),陈来《朱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和《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有关近代思潮研究,有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有关逻辑思想研究,有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等;有关伦理思想研究,有沈善洪、王凤贤《中国伦理学说史》(上下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988年)等;有关无神论思想研究,有牙含章、王友三主编《中国无神论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等。

《中国思想通史》的巨大成就与特色,是与侯外庐等先生的独特的理论素养、知识体系、治学路数以及所浸润的时代精神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对之进行反思,大致讲来,似有如下三点:

原典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侯外庐是《资本论》的最早的中文翻译者之一,他受李大钊之托,为翻译马克思的这部巨著于
1927年负笈法国,学习德文与法文,展转多年,研习了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以及西方哲学、文学、经济学和法学著作,对《资本论》等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有着准确的理解与精深的研究,这不同于曾在中国一度盛行的“俄化的”或曰“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用何兆武先生的话说,侯外庐是“最大限度的原典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与深刻的把握,为他日后研究中国思想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事求是的科学学风。当然,在一度盛行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阶级斗争化和庸俗化的政治与学术环境里,像侯外庐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倒成了异端或另类。比如,侯外庐依据《资本论》的本义,指出生产方式的定义应为:“特殊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劳动者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注:《韧的追求》,第227页。)认为不应把生产方式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相加。结果,由于所谓“跟斯大林唱对台戏”而在50年代受到批评。又比如,在50年代侯外庐提出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即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并从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等层面对此做了深入阐发。结果,侯外庐的这一说法又被指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说他否定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遂受到政治上的严厉批判。(注:《韧的追求》,第254至255页,第249页。)当然,所幸的是,侯外庐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坚持真理的执著精神,使《中国思想通史》免于人云亦云、追风赶潮的弊端,保持了学术的独立性与纯洁性,维护了学术的尊严与神圣。

当然,就中国思想史的“通史”著作而言,无论在体系规模还是学术功力上,抑或在思想深度和理论的穿透力上,以及在材料梳理与人物挖掘上,尚无人整体超过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在呼唤着新的中国思想通史巨著的诞生;而要产生这种凌云杰构,首先要产生博通古今、纵横中西与思想深邃、境界非凡的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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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论述魏晋玄学的思想流派、葛洪的外儒术内神仙的金丹道教思想、佛学及范缜的无神论思想。其中,着重探讨了由汉末经师的融通古今、不拘师法,到魏晋名士的风流放诞、发言玄远的经济政治原因;并从魏晋名门的合同离异来分析魏晋思想的合同离异,探讨了清谈玄学的政治根源。

从社会史把握思想史。在思想史的研究中,侯外庐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内在联系与矛盾运动,从社会历史背景来把握和透视思想观念。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他对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史有着深刻而独特的理解,形成一整套的系统理论。他对思想史的深邃阐发,是以其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精深理解为依托的,因而,立论每每准确深刻,坚实确凿,有着极强的理论穿透力与历史厚重感。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主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辨证的方法,便不能发现他有无矛盾的议论。《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

切近社会现实的重大课题。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历来与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者提出、切入与审视思想史问题的角度,用以对其进行估量与评判的价值标准,都与他们对现实的关怀交织在一起。因之,一个时期思想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往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时期的“儒学热”便是一个例证。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经穷年累月,是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

这一方面表现在,港台及欧美的华裔学者的有关论著在中国大陆得到广泛传播,如港台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和《中国艺术精神》、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和《才性与玄理》、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罗光《中国哲学思想史》与钱穆的诸多相关著作,以及旅美华裔学者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及成中英、杜维明的著作等都被介绍到大陆来。

民主与科学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侯外庐一方面在治学上秉承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坚持真理的执著精神,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与学术立场上,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对专制权力的批判精神。而这两点,恰与“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相契合。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01期 第5-15页

另一方面,中国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受政治风云的左右而缺乏客观独立性、科学性与严肃性,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与附庸,突出表现便是“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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